[责任编辑:杨裕峰]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３０个年头。如何让改革开放在“三十而立”的基础上，更好更快地往前走，再上新台阶，必须解放思想，形成科学的改革观。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自觉地认识到，改革本身并不是目的，改革本身也不能成为目的。改革者本人更不能因为自己是改革者而享受不被改革的豁免权。我们的改革只

有一个指向，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改革；我们的改革者只有一个使命，就是遵循人民的意愿而改革。在这里，人民群众绝对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１３亿全体中国人民。改革的着眼点始终是最大多数，绝对不是个别的群体、个别的集团和少数人。

一部中国共产党事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解放思想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宏伟事业都是在不断的解放思想中取得的，中国共产党也一直把解放思想作为不断取得进步的法宝。因而，一讲到解放思想，我们很多的同志就往往把它当成一种政治要求来理解和服从。这种认识不为错，但不够全面。解放思想固然是一种政治要求，但同时、甚至更为根本的，是思想与实践发展内在规律的体现，有着深刻的逻辑必然与客观必然。当我们从这一角度来认识，就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实践指向与现实意蕴。

事变时移：

解放思想的客观必然

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都承认，任何思想与理论总是建立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是对当时社会存在的观念性反映。“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３３７―３３８页。）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这段话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思想理论形成以后，就有着相对的稳定性，并且对社会实践具有能动性。可是其赖以产生的社会状况与时代背景却在不断发展变化中，受其指导和影响的实践也在不断发展演进中。于是，思想理论的“独立性”、“能动性”与时代变化、实践演进之间的矛盾冲突就构成了解放思想的逻辑必然。

虽然，从社会发展的长过程来看，这并不会引发根本矛盾，也不会产生根本对立。毕竟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想理论最终会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变化改变自己而与社会实践相统一。但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在特定的实践过程中，由于会出现以下一些情形，使得这种统一面临着很现实的障碍。

首先，对于应该改变的思想“不敢改”。如果某一思想曾被证明是科学的、正确的，往往容易被神圣化，导致对其“不敢改”。像中国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不容置疑，不论做什么事先问一问姓“社”姓“资”是政治正确的标志。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这些思想已经越来越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但作为指导思想的神圣地位总让人不敢对其提出质疑。如果不是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者大无畏的勇气开启了解放思想的大幕，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等顺应时代变化，反映实践要求的改革开放政策，恐怕还不知要拖多长时间。

其次，对于应该改变的思想“不愿改”。任何思想背后都有着利益的支撑，某一特定的思想理论在其占统治地位时期，肯定会相应产生特定的利益，形成特定的利益群体。这些利益群体出于对其已获利益的维护，自然不愿意让那种支持其获利的思想退出历史舞台，自然要想方设法维持其既有地位。像这些年来，一些同志形成了急功近利、饮鸩止渴的发展理念，全然不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劳动者福利漠视给全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片面地追求ＧＤＰ，给中国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埋下了隐患。但由于这种发展模式可以给一些发展者或者小团体带来眼前的利益，所以总是不愿意改变这种发展观念。

再次，对于应该改变的思想“不知道要改”。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人类的任何认识都只是相对真理，但这些相对真理在其特定的历史阶段总会显现出绝对真理的成分而被当时的人们视为绝对真理。这些所谓的“绝对真理”往往会以传统或者是常识的面目出现，传统以其强大的惯性，常识以其深层的无意识都使得人容易忘记了它的相对性，在“从来如此”，“大家都如此”的氛围中，对已经发生的时代变化、实践变化不敏感而导致“不知道要改”。

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在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不是各自独立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比如出于对既得利益获得而不愿意改的人，他并不会公开表露自己不愿意改的真实想法，而是或者“拉大旗作虎皮”，把那些有益于自己的行为与做法给上纲上线到神圣的层面让大家不敢去改，或者通过各种方式夸大其合理性，隐藏其不合理性，让大家意识不到需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