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隔３２年的两次毁灭性地震袭击面前，除了无限沉痛与哀伤，人们内心的诸多感受已迥然不同。唐山大地震和汶川大地震深深地铬刻上两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见证了中国的巨大变化。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北京市以东约１５０公里外的唐山市发生里氏７．８级大地震后，当时２２岁的北京市民于沛和邻居一起，用草席、竹竿和塑料布，在宣武公园的儿童体育场上搭起四处透风的防震棚暂居。当年，中国１７个省级行政区的近４亿人躲避在简陋的防震棚内度日。

然而在防震棚外，“批邓抗震两不误”的标语随处可见——无论是电线杆还是残破的墙头，时刻提醒人们“阶级斗争”仍然是当时中国的首要任务。已持续１０年的“文革”阴霾笼罩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政治、思想、组织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之中，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遭到破坏。

报纸、电台很少提及军队和民众在唐山震区如何开展抗震救灾、解救残垣断壁下的受困者，而更多的是报道正在深入开展的“废墟上的批斗会”。直到３年后——当时被批斗的“主角”邓小平主导设计的改革开放已经开始实施，人们才从新华社播发的一条简短消息中获悉，高达２４万多人在唐山大地震中遇难。

“当时，各种流言混杂在一起，令人真假难辨，很多人生活在恐慌和不安之中。”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的于沛在办公室里回忆那段特殊岁月。

时隔３２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比唐山大地震更为严重的四川汶川里氏８．０级大地震发生，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３２年前被视为“国家秘密”的灾情与伤亡数据，如今在地震发生十几分钟后，就经由国家通讯社发布，成为海内外媒体滚动更新的“快讯”。而地震发生３天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总指挥部甚至公布了此次地震“遇难总人数的估计数字”，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首次。

印刷媒体的详尽描述与电子媒体的实时转播，让第一时间赶到灾区的国务院总理难忍的同情泪水、失去亲人的群众的号啕痛哭、废墟上争分夺秒的救援、社会各界的捐赠与哀悼，甚至是军队在地震发生数小时内迅速向灾区调动集结的过程，都公开传递给了国内外公众。

“虽然汶川大地震作为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难令人痛心，但它毕竟成为了观察中国社会巨变的一个窗口。”于沛说。

经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进行具有开创精神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把“以人为本”作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在去年秋季写入了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这成为了汶川地震救灾的指导思想。

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说，造成民众对两次大地震心理感受出现不同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共的执政理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以人为本”的重大战略思想已被清晰确立并被贯彻执行，人民的主体地位得到进一步尊重，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渐成社会风尚。

“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一再强调，要把救人作为重中之重的任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不惜采取任何手段，付出任何代价。国务院还设立了新中国的首个“国家哀悼日”，第一次为自然灾害中遇难的民众降半旗。

唐山大地震时，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具体工作中，个人的利益要求和价值往往遭到忽视，个人的一切都要服从于“斗争的需要”。

描写唐山大地震的《断裂带》一书的作者张建平说，“早出煤、早出钢、早出陶瓷”是当年唐山抗震救灾的突出目标，个人和家庭生活的恢复很少被公开提及。煤、钢和陶瓷是重工业城市唐山的标志。张建平当时在驻唐山的空军服役，既是一名地震幸存者，也是抗震救灾的一员。

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半个月后，除了仍然抓紧抢救人民群众的生命，灾民的善后安置及灾后重建也迅速成为工作的重心。地震后，上千万无家可归的灾民急需帐篷和过渡安置房遮风避雨，胡锦涛先后专程到浙江和河北考察帐篷和救灾过渡安置房的生产情况，督促抓紧生产。温家宝则表示，争取用３个月时间把灾区安排有序，使灾民过上正常的生活。

截至２９日１２时，汶川地震已造成６８５１６人遇难，３６５３９９人受伤，１９３５０人失踪，转移安置１５１４．６８４万人，受灾４５５４．６０６５万人。

３０多年来，中国已由计划经济迈入市场经济。“阶级斗争为纲”已经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所所长汪同三说，如果和３２年前的唐山大地震时期相比，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增长了数十倍，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无疑为中国政府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积累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网络采编:杨裕峰]